珠江流域安排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专业应责（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是指对专家和专业知识负责，尊重和服从专门技术、知识以及专家意见。

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建构完善等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多维考量，正逐步替代早期的强调对环境污染的单一化控制。其二，狭义的生态制度，主要是指以生态法律规范为基础所形成的宪法和法律相关制度。

其二，作为新兴分支三级学科，生态宪法学可以补足新时代中国法学的学科体系。[9]关于环境宪法的理论动向，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2018年第3期。[22]狭义生态制度有关生态教育、生态治理、生态监管的论述，详见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当代法学》2018年第6期。然而，人才应该是任何生态主义得以建构的基本逻辑出发点，不可能在人之立场之外存在所谓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一）宪法意义上的生态人 所谓生态人，一般认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曹明德: 《环境公平和环境权》，《湖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期等。在越来越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肯定自然界内在价值的今日，宪法的生态化理论体系构建显然不是简单的 环境保护入宪生态文明入宪就能完成的，需要在规范、理论以及理念上有进一步的创新。参见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001版。

[88]通过对违宪的狭义界定，固然可以缩小实践中违宪的范围，但也意味着合宪的标准并不高，合宪的判断结果并不否认合宪性瑕疵或者违宪因素的存在。[12]其次，良性违宪与法律草案的合宪性争论虽然建立在我国实践的基础之上，但是，相关结论本身依旧是理论性的，而没有得到释宪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认可，因此也还没有触及到真实的违宪核心。承认合宪的底线定位，也为提高法律的合宪性、妥当处理合宪法律中的违宪因素创造了条件。[88]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83页。

首先，理论上的讨论对实践的影响有限。事实上，这种反思一直持续到了八二宪法通过之后。

在2017、2018两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虽然披露了具体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但并没有对相关问题规范使用违反宪法违宪与宪法相抵触等措辞。[21]在这里，违宪作为反面经验，指代一种重大的政治事故，是正常法治之外的非常状态，已经不是宪法本身能够承载的内容。经验研究表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对违宪概念的依赖度很低，但实践中违宪这一概念的存在对于预防公权力违宪、提高公权力行为和立法的合宪性水平、应对重大政治危机都具有重要价值。即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定有关法律或者行为合宪，相关法律或行为也可能存在违宪因素和修改完善的空间。

[53]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这一表述提出反对意见。其次，违宪所指向的内容不仅仅是具体的行为，也指向与宪法规定相冲突的政治立场，但这种违宪情况与前两种相比，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违宪与否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判断大是大非的根本标准。一方面，为了确保某部法律快速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可以更改法律名称，避免权限争议。

如果说违宪是红线的话，合宪自然也就成为了底线而非上限。[81]当然，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透明度的提高，我们终于能够接触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具体的宪法判断细节，但想要通过有限的素材提炼出体系化的违宪理论体系，还需要很长时间。

还在试验的东西，最必要的，看得准的，行得通的，可以写，看不准的不写。[58]但是，当时有人认为这一改革打破旧框架可能与宪法矛盾，要么修宪，要么停止改革。

[35]参见刘松山，见前注[31]，第26页。张秉银：《人大法律监督案例选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139页。虽然在相关法律的修订草案审议过程中，法律委员会都明确提及了宪法文本，但法律委员会从未认定过原有的法律条款是违宪的。[56]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认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故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的表述是值得品味的，虽然提到了宪法规范的内容，但没有违宪的表述，只说不符合相关原则和精神，似乎是在故意回避直接使用违宪的表述。[90]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虽然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对违宪概念的依赖度很低，但是，严肃地将违宪视为一条红线，对于防范违宪的发生，避免重大的政治事故具有重要意义。[54]陈丕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7年第3期，第71-72页。

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承认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

第二，关于违宪的范围，彭真进行了广义的界定，并未明确区分违宪与违法，而是根据违反宪法的程度不同，在宪法监督工作中进行了初步的分工，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只监督重大违宪。一方面，彭真在制宪时注意到了宪法条款之间可能存在的抵牾，尽力保持宪法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

[65]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对此作出违宪判断，宪法也并未进行相应修改。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正式认定上述行为违宪。

[13]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3页。[60]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当时宪法还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修宪势在必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承认：宪法必须修改，不改不行了……如果不这样修改，大家搞市场经济，岂不是违宪了？[61]但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修宪共识也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修宪本身就意味着不能用宪法来约束改革，而只能用修正宪法的方式来为改革打开道路。第三，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时，违宪概念本身的应用空间也比较有限。因此，《决定》重申宪法和刑法有关规定，强调通过法制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把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3]参见李林、翟国强：《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28]这种思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宪法文本能够取得共识，也为未来处理宪法争议、理性分析违宪概念的内涵提供了重要思路。

[6]第二，通过对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中抵触的解释，归纳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7]进而可以上升到合宪性层面。[10]参见韩大元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宪法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70页。

[79]参见刘松山：《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6页。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同志曾指出：如果我们人大成天忙于具体事务，去代替党委或政府的工作，这是违反宪法的，不能允许的。

违宪行为有各种各样，有大违、中违，也有小违。[74]刘松山教授特别指出，我国宪法法律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只能是事后审查。[28]《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13页。[65]参见张庆福：《宪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511页。

第三，对外国宪法审查基准进行研究。在1981年7月，彭真指出：不能把‘文革中发生的问题，记在没有法上，不是因为一九五四年宪法不好，而是违背了宪法。

[26]《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07页。另一方面，彭真也注意到违宪和宪法争议、对宪法的误解不同，强调宪法的规定不要引起争议，或者说，对宪法文本的不同理解并不等于违宪。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一种渐进主义而不是推倒重来的道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定的摸着石头过河与不争论策略确保了中国发展的稳定和试错的可控，[68]也确立了当代中国两个不能否定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第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隐性的宪法判断限制了我国宪法判断的类型化。